阿来出版新著《西高地行记》，用文字见证“行走的力量”
多年来，著名作家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界，认知内心。他攀行在雪山之间，仰望苍穹，俯身凝视花草生灵……阿来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近日，“行走的力量——阿来新作《西高地行记》新书发布会”在成都阿来书房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川观新闻、阿来书房联合主办。著名作家、《西高地行记》作者阿来，作家、编辑卢一萍畅谈“行走的力量”，带领读者走进一场“万物有声”的文学之旅。新书发布会现场 卢一萍和阿来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等。《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9中国好书”等。从四川到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去除了多余的神秘，又不忘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有繁花盛放。中国行走文学的践行者“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 阿来在新书《西高地行记》里写道。卢一萍感慨，“阿来老师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往外走的路上。”他认为阿来是最早的中国行走文学践行者之一，“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卢一萍指出，阿来的散文常被其小说的光芒遮蔽，事实上《西高地行记》等散文集和《尘埃落定》《云中记》等小说一样，都构成了阿来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一部分。“很多作家是书斋里的作家，阿来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与他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紧密的联系。他是自然之子、大地上的作家，其信息与行踪弥漫在文字间，抒发了对大地、万物、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思考。”谈及行走的意义，阿来表示，相较于只能体验写作的书斋里的作家，行走给予人以双重体验，“有一部分作家在认真写作之外，也会广泛接触大地上的人群、文化、地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体。”卢一萍笑称，“阿来老师车的后座是一个小书房，他把行走与读书结合得非常好。”他认为，一位作家拓展自身文学空间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笔下的大地，二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精微至《故乡春天记》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除此之外，阿来对整个藏地以及四川诸多植物的了解和书写，都非常动人。阿来和著名作家莫言一起旅行时，他对植物的了解程度曾令莫言惊讶，后来莫言还为阿来写了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植物是否有多个关注角度？阿来对此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阿来认为，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是植物笔记，也是美学、文化笔记谈到作家视野问题，卢一萍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进行分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认为《西高地行记》《大地的阶梯》都有一种在温暖、悲悯之上的神圣视觉。马尔康、嘉绒、贡嘎、平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构成了一个仰望视角的高地。”著名作家阿来阿来表示散文有两种编辑方式，一是编年，二是统一在某个题目之下，例如《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它们既是植物笔记，也是美学笔记、文化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的散文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就是以青藏高原为主的西部高原地区。“这是一本非凡的书，蕴含了阿来对世界的思考。”卢一萍感慨并现场朗读《山南记》的片段：“意料之外，是在这山上看见那么多正在开放的花朵，以此看到了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还生机勃勃。在自然中，可以想起人类文明的消长与命运。在这里，我想起美国人利奥波德的话：‘像山一样思考。’”他认为《西高地行记》也是阿来在大山上行走、“像山一样思考”的思想结晶。阿来补充道，山南是藏族文化发源地，自己到山南探察了重要的地点，比如藏族种的第一块青稞地、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吐蕃藏王的墓地、雅鲁藏布江支流，思考一千多年来文化发生的变化。“我不是来寻找答案。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卢一萍对阿来的观点颇有共鸣，他针对《武威记》这一篇提及的乌鞘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体验，“我在新疆待过二十年，可能近百次经过乌鞘岭，但迄今为止我没能写出一个字。《西高地行记》里的探险之旅，就如同《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描绘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对亚洲腹地的考察。”谈及探险家对西域的科学发现，阿来说，“这些探险家们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然，将其分类并纳入一个新的认识体系。明末清初后我们的知识分子觉醒，并加入到中外考古、地质、人文科学家的考察队伍中，逐渐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土地。”诗意源自文字内部的涌动卢一萍坦言自己在十年的编辑工作经历中，发现现在很多作家都缺乏描写风景的能力，《西高地行记》则呈现了颇多教科书式的风景描写，例如《果洛记》开篇：“高原上一切的景物：丘岗、草滩、荒漠、湖泊、沼泽、溪流和大河，好像不是汇聚而来，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围四散奔逃。从青宁往果洛，路，那么地漫长，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就像在青藏高原的所有路途上一样，那些景物扑面而来，又迅速滑落到身后。风景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敞开，逼近，再敞开……然后，是我这个旅行者，以及载着我的旅行工具，从其间一掠而过。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幕，和他们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闭合，滑落到天际线下。”卢一萍感慨，“没有一个人能将通过现代交通工具旅行的常见情景写得如此具有文学性。”新书发布会现场如何将风景写“好”？阿来说，“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同时，阿来还提出，“写作时的书写对象是体积。当它的尺度、口径不一样时，着力的笔墨就不一样，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卢一萍认为，阿来的散文和小说具备充沛的诗意，这种诗意源自文字内部的涌动和激发。“波斯诗人萨迪曾说‘一个人应该活到九十岁，用三十年获取知识，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从事创作’，阿来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总像一个少年，不停地在西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奔走，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行者’。”活动现场，读者朋友们踊跃互动。针对如何看待“生态文学”概念、编辑工作与个人写作的关系等话题进行讨论交流。（本文由阿来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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